1961年10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苏共22大会议。当时，赫鲁晓夫正带头批判斯大林，并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

10月2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为列宁和斯大林各献了一个花圈。其中在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严肃地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

10月22日，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公开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做法，还劝告苏共要搞好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因为苏共是大党，苏联是大国。

赫鲁晓夫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斯大林問题的立场，甚至说中共这样的立场是支持他们党内的反党集团。他说，如果你们喜欢斯大林，你们可以把他的遗体运到北京去，你们如果继续在北京天安门悬挂斯大林的画像，我们也将在莫斯科红场悬挂高岗、彭德怀的画像。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毛泽东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墓

毛泽东与刘少奇迎接赫鲁晓夫访华

开国大典刚过两个月，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访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访问，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

毛泽东此次访苏尽管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作为访问的一项重要成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正式签订，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对此都是比较满意的。毛泽东曾公开表示，签订这个条约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一件重要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前一协定规定，苏联最迟在1952年末，将原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长铁路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军，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而中国则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将大连的行政权完全交给中国政府管辖。后一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偿付苏联为帮助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出售给中国的设备和器材；中国自1953年起，向苏联提供钨、锡、锑矿等战略原料及商品、自由外汇，以偿还该贷款的本息。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苏共二十大前，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决定在会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对其错误进行批判,必然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震动。同时，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也一定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要知道，自从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和象征。对于这些,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事先并非没有考虑。所以会上虽然有人对斯大林作了公开的批判，但调子并不很高。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即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代表开会，并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题目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据秘密报告透露，斯大林通过逼供信的手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一半以上的代表被指控为反革命而遭逮捕并被流放或被杀；此次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70%的人遭逮捕并枪决。仅1937年至1938年两年的时间，经斯大林亲自批准捕杀的名单就达383份，人数达4.5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党、政、军、团等各系统的重要干部。

赫鲁晓夫曾在报告的最后强调：不要将这个问题传到党外去，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可是，秘密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又将这个报告的副本发给了列席苏共二十大的几个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成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参加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当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从赫鲁晓夫的暗示中，得知会上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当即急电中共中央，请示应对办法。中共中央复电说:照常参加。于是，中共代表团决定，对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以回避方式应付之。

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极为重视。3月3日下午一时半，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回到北京（代表团团长朱德继续在苏联访问）。仅过了三个小时，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等人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会上，毛泽东表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震动。如何对待这一事，是一个大问题。

自此之后，毛泽东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问题的处理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随后，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这就是这年4月4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不久，毛泽东又明确表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1956年4月，他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其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就成为后来中苏论战的一个远因。

苏共二十大后三个月,中共与苏共在是否悬挂斯大林像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苏共中央从打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出发,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决定五一节时不再在莫斯科红场上悬挂斯大林像，要求中国也照此办理。中共中央经过考虑，决定不予回复。五一节这天，天安门广场上继续按照马、恩、列、斯的顺序，挂着斯大林像。中共中央的理由是斯大林虽然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说：他们不挂，我们挂。

苏共二十大后，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学术研究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很快，苏联方面表示出了对这一方针的不理解。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来华访问时，就曾当面向毛泽东表达过苏共中央对这一方针的不安。

伏罗希洛夫（以下简称伏）：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伏：我们不理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报纸上发表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毛：先放么。

伏：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

毛：放出来我们才好驳么。

伏：可能会出乱子的，你们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对党不会有利。

毛：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伏罗希洛夫一时语塞。

后来，毛泽东当面向赫鲁晓夫问过对“百花齐放”的看法。赫鲁晓夫回答得很老实，说这个口号的确切含义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觉得难以在我们的国家加以贯彻，我们怕人家误解它，怕这个口号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赫鲁晓夫一直不明白毛泽东要采取这一方针的用意。他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口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误解。

“双百”方针本与苏联无关，中共中央提出这一方针，也从未打算让苏联实行这样的方针，但它给了苏联一个信号：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在另搞一套，不会事事都唱同样的调子了。